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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辉煌”的经历:遵义会议进核心领导层,mmdd11

毛泽东“最辉煌”的经历:遵义会议进核心领导层,mmdd11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

原标题:毛泽东“最辉煌”的经历:遵义会议进核心领导层,mmdd11

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前,教条主义在全党居于统治地位。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利,使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到了危机关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了核心领导层。随后,又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由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写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一直为世人所称赞不已。

毛泽东为了纠正错误路线,不得不借别人的码头打仗。他说过:“遵义会议是借别人的码头打仗的。”(《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毛泽东所借的码头,,当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一部分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的同志。具体地说,即指张闻天与王稼祥。诚然,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就曾表现出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并批评过错误的军事路线。通过正反两个方面革命实践的教育,他们已经开始觉悟。

第二个,是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之一。争取周恩来的支持非常重要。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妥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第三个,是前线指挥员。毛泽东在长征初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用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他们去揭批“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回忆说:我到遵义后,毛泽东同志当天就在他的卧室接见了我……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参加遵义会议》,载《星火燎原丛书》(二),第1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褂形辶龅首涌兆,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醇嵋橐丫,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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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刘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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